
Lecanemab是首个获得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批准的疾病修饰治疗药物,于2023年7月6日获批,并于2024年1月9日在中国获批上市。然而脱离临床试验之后,此药物在真实临床应用中的效果是否仍然亮眼,国际与国内都非常关注!
2025年7月,美国顶级医学期刊《JAMANeurology》发表了一项关于Lecanemab应用于记忆专科门诊中的真实世界研究,研究中纳入的患者均来自美国华盛顿大学记忆诊断中心(MDC),这也是全球研究AD最领先的机构之一。
研究设计:回顾性研究
患者数量:234人
观测时间:2023年8月1日至2024年12月1日
入组条件:所有患者均被诊断为早期有症状的AD,临床痴呆评定量表CDR为0.5(轻度轻度痴呆)或1(轻度痴呆);大多数MMSE达到22分或以上;每一位患者至少接受1次lecanemab输注。
给药方式:Lecanemab静脉输注,每两周一次给药;患者在第五次、第七次和第十四次输注前接受磁共振成像(MRI)检查。
基线指标收集:认知测试、常规实验室检查、脑磁共振成像(MRI)、淀粉样蛋白病理的生物标志物检测以及载脂蛋白E(APOE)基因分型。
那么,在超过一年的治疗中,这款药物的表现究竟如何?是捷报频传,还是挑战重重?这项研究为我们提供了极为珍贵的一手答案。
核心发现一:安全可控,但风险不容忽视——ARIA是最大挑战
在临床试验中,Lecanemab最受关注的不良反应是“淀粉样蛋白相关影像学异常”-amyloid-relatedimagingabnormalities,简称ARIA。这主要表现为大脑的影像学上出现水肿(ARIA-E)或微量出血(ARIA-H)。在这项真实世界的研究数据中,这个问题有多普遍呢?华盛顿大学的研究给出了明确的数据:
在平均接受6.5个月治疗的194名患者中,有22%的患者出现了某种形式的ARIA。其中15%的患者出现水肿(伴或不伴出血);6.7%的患者出现孤立的微量出血。最关键是:绝大多数ARIA没有症状。在出现ARIA的患者中,高达74%的人完全不自知,仅在研究设置的核磁共振复查中被发现。这些无症状的ARIA通常程度轻微,在暂停给药和密切监测后,大多会自行缓解。
然而,约26%的ARIA(占所有治疗患者的5.7%)会引发临床症状,如头痛、头晕、视物模糊、意识模糊等。在这项研究中,绝大多数有症状的ARIA属于轻至中度。然而,有2名患者(占所有治疗患者的1.0%)出现了需要住院治疗的严重神经系统症状。。

图1:对于无症状(A)和有症状(B)的ARIA病例,所展示的病例数量是根据ARIA的最大影像学严重程度(伴有出血的ARIA-H)以及ARIA的伴有水肿/积液的情况(ARIA-E)来划分的。圆圈的大小与患者数量相对应。
一个重要预警信号:疾病阶段是关键风险因素。
研究揭示了一个至关重要的规律:基线病情越重,发生有症状ARIA的风险越高:在入组时已是轻度痴呆(CDR=1)的患者中,有症状ARIA的发生率高达27%;而在病情更轻的轻度认知损害(CDR=0.5)患者中,这一比例仅为1.8%,这意味着,尽早诊断、尽早干预,不仅是疗效最大化的关键,也是安全性的重要保障。对于已经进入轻度痴呆阶段的患者,启动治疗需要更加审慎的风险评估和医患沟通。
核心发现二:专科门诊的系统性作用
这项研究详细展示了在专业记忆门诊中安全开展此类治疗所需要的整套“系统工程”:华盛顿大学记忆诊断中心为此专门成立了一个“治疗诊所”,配备了包括医生、高级执业护师、专职护士、治疗协调员在内的5名全职专业人员团队,有着较为严密的临床诊断、阿尔茨海默病生物标志物检测、脑部影像检测和药物输注能力。他们的工作涵盖:
1:精准诊断与筛查:确保每一位患者都经过详细的认知评估、脑脊液或淀粉样蛋白PET等生物标志物检测确认,并完成治疗前的脑部核磁共振(MRI)筛查。
2:全程管理与监测:严格遵循每两周给药、定期进行MRI监测的方案。建立急诊联络机制和患者警报系统(如在病历中标记溶栓风险)。
3:不良反应处理:快速识别和处理输液反应、ARIA等各类问题。
即便如此,在14个月内,该顶级中心也仅为234名患者启动了治疗,这仅占其同期接诊的近4000名有认知问题患者的5.9%。这个数字本身说明了患者端的巨大需求、治疗的严格筛选和实际开展的复杂性。
研究记录的其他发现:
1:输液反应较为常见(37%),比CLARITY-AD试验报告的更为频繁(26%;P=0.002)。大多数输注相关反应发生在第一次或第二次输注后(92%),通常被评为轻度(67%)或中度(28%)。通过调整预处理用药-在初次输注前先用抗组胺药和对乙酰氨基酚进行预处理后,反应有所减少。可有效降低发生率。
2:总体停药率为9.8%,其中因ARIA停药的比例为4.3%(占所有停药原因的约44%)。
3:基线时患有轻度痴呆(CDR=1)的患者,其出现有症状的ARIA的比例是基线时患有轻度认知障碍或非常轻微痴呆(CDR=0.5)的患者的15倍(27%VS1.8%)。此外,出现有症状ARIA的个体其基线简易精神状态检查评分低于未出现ARIA的个体。有两名输注后的患者出现了严重的有症状ARIA,占接受治疗患者总数的1.0%;这两名患者在基线时均患有轻度痴呆(CDR=1)。这些发现表明,出现有症状ARIA的风险与临床症状的严重程度密切相关,这可能是因为随着阿尔茨海默病的进展,脑淀粉样血管病的负担不断增加,并且强调了尽早诊断和治疗有症状的阿尔茨海默病的重要性。
在平均约7个月的观察期内,患者总体的认知衰退速度(通过CDR-SB量表评估)与疾病自然史相比似乎有所减缓,但真实世界研究无法像随机对照试验一样确证疗效,这一发现需谨慎解读。
临床启示与深度思考:重新定义AD的治疗时代
这项真实世界研究的意义,远不止于公布一组数据。它为我们理解和迎接AD的疾病修饰治疗时代,提供了多重深刻启示:
1.治疗关口前移与诊断精准化
“CDR0.5与CDR1患者风险差异巨大”这一发现,是本研究最重要的结论之一。医疗系统必须有能力在患者处于“轻度认知损害”的最早症状期就将其识别出来,并进行生物标志物确认。这不仅关乎疗效,更直接关乎安全。推动血液生物标志物等便捷检测手段的普及,可能让患者更早受益。
2.“带病共存”与风险沟通成为医患核心议题
尽管适用建议通常不建议在使用抗凝药的患者中治疗,本中心仍在充分告知风险后为 9 名使用抗凝药的患者给予了治疗,未见并发症。该研究未发现ARIA与血压/高血压史或抗高血压药物的关联。但由于样本量和随访时间有限,对较弱或罕见的关联检测能力不足。在真实世界中,临床决策常需个体化权衡。然而,小样本中未发现并发症的报告不能替代大规模的风险评估。对抗凝或高出血危险的患者需更谨慎、并与患者共享不确定性,并优先基于更大样本与指南建议做决策。
3.APOEε4基因型的“双刃剑”效应与个体化策略
研究再次证实,携带APOEε4基因(尤其是两个拷贝的纯合子)是发生ARIA-E的主要风险因素。有趣的是,在这项真实世界研究中,APOEε4纯合子患者的治疗比例(8.5%)远低于临床试验(16%)。这反映出临床实践中,医生和患者对该风险的实际顾虑即在已知较高风险时更慎重。未来,APOE基因分型应纳入临床评估与风险告知,且可作为选择更保守给药策略依据。对高风险个体,应权衡风险并考虑替代策略或更密集监测。
4.构建“AD治疗生态系统”迫在眉睫
华盛顿大学的经验表明,成功应用此类药物需要一个强大的“生态系统”支持:专业的记忆门诊团队、便捷精准的诊断路径、标准化的MRI监测与判读能力、以及处理不良反应的多学科协作网络。这对于全球,特别是正在快速建立认知障碍诊疗体系的中国医疗系统,既是蓝图,也是挑战。它推动的不仅是单一药物的应用,更是整个认知障碍诊疗模式的升级。若早期诊断资源分布不均,抗体类治疗的推广可能扩大健康差距,需并行推进社区筛查与可及性措施。
研究局限性
本研究为单中心、回顾性,病例来自有丰富试验与影像经验的学术中心,因此其结论在外部推广的可行性与安全性指标可能不同。
随访时间中等(平均6.5个月),关于长期疗效与晚发不良事件仍需更长随访与更大样本验证。
患者选择上存在路径依赖与保险可及性影响,样本并非完全代表社区患者群体。